姜尚，（约公元前1128年———公元前1015年），字子牙，吕氏，一名望，尊称“太公望”，世称姜子牙、姜太公。西周初年，姜尚被周文王封为“太师”(武官名)，尊为“师尚父”，辅佐文王与谋“翦商”，后辅佐周武王灭商。

　　作为周王朝的开国元勋和辅佐文、武、成、康诸王的四朝元老，姜尚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，并形成了一套经国治军、理民化俗的系统理论，而其治政核心，就是“以民为本”。

　　姜尚半生寒微，怀才不遇，曾四处漂泊，历经磨难，因而他对庶民的力量有正确的认识。他在《六韬·文韬·文师》中有这样一段论述：“天下非一人之天下，乃天下人之天下也。同天下之利者，则得天下。擅天下之利者，则失天下。”既然天下不是一人的天下，那么只有代表民意、受民众支持的人才可以掌管天下。如何才能得到民众支持呢？他认为，人的本性是恶死而乐生，好德而归利，能给予人以生利的是道义，能行仁义道德者，则能使天下人归服。爱民之道，就是以仁义之道，修德惠民，使民和服。正如其所言：“敬其众，合其亲。敬其众则合，合其亲则喜，是谓仁义之纪。”就是说，要尊重民意，敬爱民众，聚合宗亲，行仁举义，这样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爱戴，使天下和服，进而守土、固国而王天下。因此，威服天下者，不必专任武力，不可横暴百姓，而要以仁义为本，修德禁暴。

　　姜尚施仁政，重教化，因民俗，顺民情，充分表现了他治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“以民为本”。《六韬·文韬·国务》云：“太公曰：‘利而无害，成而无败，生而无杀，与而无夺，反而无苦，喜而无怒。’”其“爱民”之深，可见一斑。姜尚在齐立国后，也将“爱民”思想贯彻到建国实践之中，制定了兴水利、授民田、劝农耕等一系列富民政策。

　　姜尚的民本思想像一条红线，始终贯穿于他的治政理念之中。他认为，要做到亲民爱民，首先要尊重民众，因为“民为邦本，民固国兴”，有民则有国，无民则无国可言。其次要施惠于民。要保护民众的物质利益，让民众有一定的生活保障。要普施仁爱于天下，做到与民同忧同乐、同好同恶，“存养天下鳏寡孤独，振赡祸亡之家。其自奉也甚薄，其赋役也甚寡，故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。”还要保证百姓的正常生活，要做到“生而无杀”，不惩罚无罪之人。不误农时，不夺民利，还要求各级官吏廉洁从政。此外，姜尚的爱民思想也体现在其军事理论之中。他认为将领应与士卒共寒暑饥饱，才能知兵士之劳苦，从而爱兵惜军。也惟有如此，才能“令三军之众，攻城争先登，野战争先进”。

　　正因为以民本思想治国理政，赢得了民众和士兵的拥护和支持，姜尚才能辅佐文武二王兴周灭商，建齐富国。而在这一过程中，他深知统治者的贪淫腐败是祸国殃民之根，因此极力倡导清正廉明的风气。他强调为政者要重视身教，率先垂范，使“天下望风成俗，昭然化之”。

　　在官员自律方面，姜尚提出，“正己而化人者顺”、“贤人所归，则其国强”，提出了“德教为先”的主张。同时，他认为“不肖在位，国受其害”、“君用佞人，必受祸殃”，坚持把官吏的道德自省和克己修身当做实行德治的首要前提。“将拒谏，则英雄散；策不从，则谋士叛；善恶同，则功臣倦；专己(专断独裁)，则下归咎；自伐(自夸功劳)，则下少功；信谗，则众离心；贪财，则奸不禁；内顾(只考虑家庭私事)，则士卒淫(邪恶惑乱)。”在姜尚看来，各级官吏的品德优劣，直接决定社会风气，影响社会的进步发展和国家的前途命运，因此，“欲治国，必先正百官、立官德”。

　　姜尚认为，开明的君主不仅要以身作则，学习古代尧舜廉洁爱民，还要赏罚分明，“吏，忠正奉法者尊其位，廉洁爱民者厚其禄”，即做官公正遵守法律的就提高其职位，廉洁自律爱民如子的就提高其俸禄。姜尚认为薄禄会导致各级官吏不廉洁和低绩效行政，厚禄会促使官吏廉洁奉公、抵制腐败，因此他提倡“厚禄养廉”，由国家发给官员较为丰厚的俸禄，使其不致因有生活之忧而走上腐败之路。虽然“厚禄养廉”思想的局限性显而易见，但其从人性欲望和社会经济的角度来看待和解决官吏腐败问题，将物质生活的充裕与道德水平的提高相联系，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其积极意义。

　　姜尚通过自己的长期生活实践，对于以民为贵、以民为本的思想有着深刻认识，从而树立了牢固的民本思想。所以在他的治国方针中，始终坚持以民为本，实行仁政，使万民归心。姜尚认为，天有其自己的运行规律，民众有其自己的日常生活事业。君主能与民众共同安生，天下就太平，百姓就安定了。正如其所言，“善为国者，驭民如父母之爱子，如兄之爱弟，见其饥寒，则为之忧；见其疾苦，则为之悲；赏罚如加于身，赋敛如取己物。此爱民之道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