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大学》开篇曰：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”应该说跟《孟子》中“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”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明明德，可对应于孟子的“四德”即仁、义、礼、智，或者可对应于董仲舒的“五常”即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此“四德”或“五常”可对应于个人之内在修养。儒家之道虽始于亲亲，始于修身，但并不止限于此，而亲民则是一种在此基础上的外推，亲民可对应于孟子的“仁民”。止于至善，何谓至善？倘若我们只认为便是孟子的“四德”、董子的“五常”、程朱的“天理”，则实际上与“明明德”并无差异，岂不是一种理论重复？“至善”并不止于明明德，亦不止于亲民，应该是在二者基础上的更广的外推，那便是“爱物”。“爱物”并不限于思想情感的认知，而是“知行合一”。

    如果用冯友兰先生的“四境界”说来看，这里的“亲亲”可称之为人的“功利境界”，即为私、为个人的利益而生活，“仁民”则是“道德境界”，即为公、为社会的利益。至于“爱物”，则可称之为“天地境界”，即觉解宇宙、“真际”，彻底了解人生的意义，为宇宙的利益而生活，以至与宇宙合一，达到“极高明而道中庸”的理想境界。后世的儒家，无论是两汉经学，宋明理学，还是清代的“朴学”、金石学，都鲜能有超出“爱物”境界者。身为“北宋五子”之一的张载，在其著书《西铭》中提出了“民胞物与”的观点，也正是在继承“爱物”这一天地境界思想的基础上所作出的。

   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，人们在评价孔孟儒家价值观时，提出儒家重视“爱有差等”自然是不错的，但是这只是停留在儒家价值观中的第一层次（亲亲主要指孝悌这一层面），亦如冯友兰所说的“功利境界”。其实，孔孟的儒学价值观并不限于此，在它的后面还有两个更高的层次存在，即“仁民”与“爱物”，我们亦可称之为“爱无差等”。如果仅仅停留于“亲亲”的层次，那么儒家的这种传统伦理思想必然会因为时代的发展而终遭抛弃的。因为伴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与网络媒体的发达，人与人之间关系也在不断发展变化，由过去的重视血缘亲情，重视地缘与友缘，逐步转到重视职缘、业缘上来。当然，血缘亲情在任何时代都是必需的，这里主要是指片面的强调“亲亲”，从而导致眼界闭塞，而不能由己及人，进而阻碍上升到更高一层的道德境界。然而，如果能够在重视血缘亲情的基础上，更看到其中的“仁民”和“爱物”思想，另如郭店竹简《六德》中所言“门内之治恩掩义，门外之治义断恩”，我们便大可不必如此悲观了。相信这一思想在任何时代，在任何历史和社会条件下，都不会过时的。

    正是基于这一点，我们才会说，马克思·韦伯在他的名作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所指出的儒家伦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将不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，因而必然会最终遭到淘汰的观点是片面的。马克思·韦伯没有正确认识和评价儒家的价值观，有的研究者似乎也没有给予充分认识和公正评价。

    另外，传统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——自身的独立性、超越性以及变迁性。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价值观也是如此，其中很多内容比如勤劳、节俭、务实、重视教育、文化亲和力，个人信用和忠诚互惠、仁民、爱物等，都具有超越时代的永恒意义和价值。此外，在儒家价值观的发展过程中，它的很多思想也在不断地变换着内容和形式，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这种追随时代的变迁性也决定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，这种精诚博爱的价值观，会放射出属于时代的光彩。这，或许就是我们需要敬重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原因和意义之一。